🌬1972年，钱钟书的女儿被邻居骂了一句“臭寡妇”，随后又扇了一巴掌。突然，杨绛冲上去和对方撕扯到一起，邻居夫妻狠狠地将她摔倒在地，钱钟书拿着木板子就冲了上来…
一块木板，从书桌旁抄起，狠狠砸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臂上，青紫的淤痕当场就出来了，这是1972年发生的事儿，那个抄起木板的人，是钱钟书。
很难想象这个画面——一个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人，那双写出《围城》的手，此刻攥着一块木板，眼睛通红，但如果你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你就不会觉得奇怪。
那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套小房子里，钱钟书在修订《管锥编》，杨绛在翻译《堂吉诃德》，女儿钱瑗则刚刚经历了人生最深的一道坎——两年前，1970年，她的丈夫王德一在学校上吊，走了。
钱瑗痛不欲生，杨绛当时最担心的，是在五七干校的钱钟书突然听到消息会出事，她几乎是连夜赶过去，打算亲口慢慢告诉他。
就是杨绛离开的那天晚上，邻居——和他们共用厨房与卫生间的女学者——走过来当面问钱瑗："你老公怎么不回来看看你？"她早就知道王德一死了，问完之后，她回到屋里，和丈夫一起大笑，笑声穿过薄薄的墙，钱瑗全都听见了。
其实，这对后来搬来的学者夫妇，和钱家摩擦由来已久。
两家共用厨房与卫生间，公共区域的打扫永远是钱家在做，邻居从不主动，却也不领情——杨绛偶尔送点剩饭或鸡蛋清过去，对方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俯视，觉得杨绛看不起他们。
这种关系冷战着，将就着，始终没到决裂的地步，直到1972年的某个周五。
钱瑗从学校回来，把家里积下的衣物被单收拾好，交给专门来做事的洗衣女工，两人正在交接，邻居女学者走了过来，说她也想用这个女工。
钱瑗没多想，女学者却话锋一转，直接要求女工先给她洗，把钱家的放一放，这要求实在无从接受，钱瑗转身解释了几句，女学者被顶回去，当场恼羞成怒——一掌甩过去，打在钱瑗脸上。
杨绛听见了声音，走出来，她已经六十多岁，一辈子追求与世无争，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安静的那个人，但她看见女儿挨了打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她冲上去，和那个女学者扭在了一起。
钱瑗想拉架，却根本拉不开，只好跑下楼去找居民调解员，钱瑗一走，女学者把杨绛推倒在地，杨绛情急之下，一口咬住她的手指。
女学者尖叫，男学者闻声赶来，两人一起推搡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撕打中杨绛撞倒了一块木板，声响传进屋里，正在写作的钱钟书走了出来，他看见的是：自己的妻子，被两个年轻人压着打。
这个女人陪他走过最年轻的时光，熬过最艰难的日子，是他这辈子不舍得说一句重话的人——现在被别人打。
钱钟书抄起木板，砸了下去，男学者的手臂当场青紫，女学者不甘心，回屋拿了根拐杖递给丈夫，但男学者顾着和杨绛辩理，没接，女学者索性自己上手，又打了杨绛几下。
杨绛拉着钱钟书退进屋里，把门关上，外面有人在踢门，两个人就在门后沉默地等，一直等到调解员来，才算把这场混乱压下去。
事后，男学者去医院验伤，留下了手臂青紫的医学记录，女学者开始到处讲述自己的遭遇，喊冤，争夺话语权，外面还有传言说，下个周末他们还会来找麻烦。
那段时间，钱家三口只敢等邻居做完饭、进了屋，才敢摸出去做饭，上个厕所也要先侧耳听一听动静，在自己家里，活得像做贼。
最后是钱瑗坚持，一家人搬到了她的宿舍，才算彻底脱离了那个地方，后来，那对邻居夫妇成了各自领域里某种意义上的名人，讽刺不讽刺，随你说。
钱瑗和钱钟书先后离开了人世，只剩杨绛，一个人坐下来写《我们仨》，把那段日子一笔一笔打捞出来，她在书里提到那场打架，写道：
"打人、踹人、甚至咬人，都是不光彩的事，都是我们绝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我们全都干了——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。"一个一辈子优雅的人，把这件事定性为自己人生里"不光彩"的时刻。
那个拉着丈夫退进屋里的杨绛，那个在门后沉默的钱钟书，那个跑下楼找人调解却救不了任何人的钱瑗——
他们仨，在那一刻，彼此是唯一的依靠，善良没有锋芒的人，最后是被逼出锋芒来的。
那块木板砸下去的一刻，是一个男人在用他唯一能用的方式，告诉所有人：这条线，不能再往里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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